困在异国监狱里的9名中国船员：刑期再加20年，国内几近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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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FLYING号货轮15名入狱船员名单。统计时间：2019年12月

2018年年底，印度洋上一番激烈“枪炮战”后，2019年3月，FLYING货轮的15名船员以“非法入境”罪名被马国判刑5年。其中包括9名中国人，2名缅甸人，4名孟加拉人。眼看距离自由越来越近，2021年11月，这15名船员又被马国政府以“走私红木”的罪名二次起诉，一审当庭宣判20年刑期。原因是，2018年底的航行中，FLYING号被怀疑目的是去马国偷运珍贵的红木。

FLYING号货轮被囚禁在马达加斯加的15名船员合影，含9名中国人，4名孟加拉人，2名缅甸人。摄于2019年7月，Toamasina监狱

这个位于印度洋西部的非洲岛国盛产红木，并一度遭遇过“红木危机”——2009年3月，马达加斯加发生政变。急需资金的新政府撤销此前颁布的红木出口禁令，此后数月内，每天被非法采伐的花梨木价值高达46万美元。迫于压力，马国政府于2010年3月颁布了禁止砍伐和出口红木及其他珍贵木材的法令。2015年12月，马国国民议会通过新的打击红木和乌木走私法，还成立了打击走私的特别法庭，但这些仍未能彻底改变红木被非法采伐和贩运的命运。也因此，与红木相关的种种事件无时不在刺激着马国的神经。
“别说20年，再过四五年，我就完了，就死在这里了。”56岁的厨师陈旭东有着和蔡拥军同样的恐惧。他是吉林人，也是最后一名上船的船员。他一到，FLYING号就在船东杨某丰的指令下，开往印度洋，前往马达加斯加。没想到，两个月后，船出事了。陈旭东和其他船员一样，坚称自己根本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不同于第一次获刑时的积极喊冤，这一次，船员们彻底陷入了绝望。
陈旭东说，他们现在也不指望什么正义了，不管用什么办法，只想回家。
新的判决
蔡拥军记得，庭审是当地时间2021年11月18日上午11点左右开始的，法庭提供了援助律师和翻译。
庭上，法官询问船员们是否来过马国；此次来马国的目的；为什么在马国海域停留；又为什么在海警追击时逃跑等等。船员们如实回答：在海上航行时，他们一直在等待公司老板的“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对航行目的并不了解；停留海上是因为深海无法抛锚，只能到浅海区域维修机器；逃跑则是因为船长说遭遇了“海盗”，“夜里分不清楚什么船，还有你们对我们鸣枪，我们心里更没底。”
法官很直接地表示，“我们指控你们来马国走私红木。”
船员们反对，“船舶被拉到海港后，你们所有的公职人员、警察和其他单位的人，轮番到船上检查，有没有看到一根红木？”他们还申辩，第一次没有获得入境申请，被指控“非法入境”，判刑5年，他们认了，也已经在服刑了。但对于新的指控“走私红木”，则表示抗议。
中午休庭过后，法庭又对船员一一询问，没有人承认走私红木。船员符伟刚回忆，上午的主审法官有3名，但休庭中途，又新介入了2名。至于援助律师，蔡拥军记得，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女孩”，辩护“没多大劲”，常常“就一句话”。
下午两点，法庭宣判，有期徒刑20年。
“没有任何物证，没有人证，没有什么法律条款依据。我们一条空船，上面什么也没有，他直接宣布20年。这太荒唐了！”蔡拥军不服，他和船员们决定上诉。由于接下来是周末，此后3天，他们待在首都的一所监狱里。11月22日周一，ITF（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国际运输工人联盟）分属的海员工会马达加斯加分会提供的律师为他们写了一份上诉书，当天，船员们又被带回图阿马西纳监狱。
尽管认为判决“荒唐”，但船员们对这种“荒唐”已经见怪不怪了。在马国监狱的几年，他们见过更匪夷所思的事——船员符伟刚说，在这个非洲岛国，持枪入室抢劫、偷死人骨头，都是重罪，最高可判终身监禁。他在监狱里认识了一名因持枪入室抢劫被判刑的男子，按法律可判刑20年，但因为给了钱，只判了5年；但另一个犯同样罪行的犯人，因为没钱，被判了25年。
治理效率低下、经济不稳定、公务员工资低，助长着马国的腐败。2019年，国际透明组织(TI)发布的一份报告称，马国所有行业中的腐败程度都很高，最普遍的是司法、警察、税务、海关、土地、贸易、采矿等。而在TI发布的另一份报告——2021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马国在全球180个国家中排在第147位。
2021年8月，前司法部长伊比基·阿纳克莱特之子赫里拉扎被任命为新的司法部长。几个月后的2022年2月，赫里拉扎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谈论如何用金钱换取撤销逮捕令的电话记录被曝光在网上，他因此不得不提出辞职。连船员们都知道，“马国最近换了司法部长”。
判决过去近4个月了，船员们迟迟没有收到判决书。直到2022年3月9日，马达加斯加顺德商会会长陈健江通过个人渠道拷贝了一份判决书，发给了他们。
本刊记者拿到的这份法语的判决书由马达加斯加最高法院“打击贩运红木和乌木特别法庭”审判，涉及17名被告，包含逃走的胡敬运、刘延忠。但不知何故，这17人中，多了一个叫CHEN BI GAO的不明身份的人，而少了一名孟加拉船员。

FLYING号货轮。资料图片

法庭指控，2018年10月至12月，FLYING号货轮未经授权进入马国安东吉尔湾海域，试图非法出口红木。面对船员们声称“不知道航行目的”“船上没有红木”的辩解，法庭认为，“没有完成目标不是因为他们主观意愿，而是因为主管当局把船拦下，并逮捕了船上的人。”法庭称，船员们故意隐瞒犯罪意图和线索，“所有被告均否认对他们的指控。然而，这是确定的，无可争议的。”
最终，法庭依据2016年颁布的《打击红木和乌木贩运法》第70条第5款，认为胡敬运、刘延忠在内的16人（不包括上文提到的CHEN BI GAO）“试图非法出口红木”，判处每人20年的强迫劳动和1亿阿里亚尔（约人民币15.9万）的罚款，同时处罚全体被告5000万阿里亚尔（约人民币8万）的民事赔偿金。


一位华商获取的判决书显示，16名船员以“试图非法出口红木”罪名被判刑20年，每人被处罚金1亿阿里亚尔，以及5000万阿里亚尔的民事赔偿金。审判日期疑似错为2020年
这份判决书看起来略有粗糙——除了一些拼写错误外，还把一名缅甸船员的国籍写成了“中国”。尽管前文提到庭审日期为2021年11月18日，但结尾盖章的日期却显示为“2020年12月12日”。
失联的丈夫
得知丈夫李以印被判刑20年的时候，赵梅难以置信。
9名中国船员家属中，她是最后一个得到这个消息的。直到现在，她还是不敢相信，“应该是不可能，他们没理由判他们20年。”

2018年春节后，李以印赶往香港登船。大女儿生于农历二月二十，行前，一家四口提前过了生日
2018年3月，35岁的李以印从山东老家前往香港，登上临时靠岸的FLYING号货轮。这是他第一次当海员，也是他的首次远航。离家时，二女儿仅有7个月大。
在此前后，FLYING号跑了几趟往返于香港-越南富美-东莞的小航线，先后从中国、新加坡、越南接上了劳务工务派遣来的17名中外船员，包括船长于天财、大副申文波等。
FLYING号，IMO号9163051，长97米，宽17米，载重6223吨，不算一艘大船，挂巴拿马国旗。在申文波10年从业经验中，商船注册背景复杂，多是为了规避风险，挂巴拿马国旗，主要是为了少缴税，“这都正常，都不影响正常航运。”
FLYING号的船东是福州某丰船务有限公司，老板叫杨某丰。但该船的体系文件属于香港某凌船务有限公司，背后控制者则是香港某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此，上船协议上，盖着香港某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章，杨某丰只是承运商。
船员中，没有几个人见过杨某丰。大副申文波是见过的人之一。
2018年夏天，FLYING号从东南亚回来，停靠东莞码头，杨某丰上船，直接去船长室和姐夫胡某运、船长于某财谈话。晚上，他请后者上岸吃饭——这是海运业的惯例。因“身份不相符”，杨某丰并没有和申文波说话。此后出海，杨某丰就是通过胡某运、于某财二人管理其他船员，遥控着FLYING号的命运。
2018年10月7日，厨师陈某东从吉林赶到新加坡登船后，根据杨某丰的指令，FLYING号出发前往非洲。船员们并不知道去马国干什么，只是隐约听到“去装一批木材”。由于船上有基本的等级制度，船东指令一般都是发给于某财和胡某运——后者是杨某丰的姐夫，同时也是FLYING号的船东代表。船员们只是被动接受指令。
没想到，这是一趟充满危险的航程。
2018年年底，李以印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船坏了，在等着修”。有几天，李以印每天天不亮就打电话回来。马达加斯加与中国有5个小时时差，这意味着，他打电话时当地还是凌晨。
丈夫并没有告诉她，他们的货船刚刚在印度洋上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的“枪炮战”。
2018年12月18日凌晨，FLYING号的船员们被密集的枪声惊醒。申文波回忆，当时，夜色中追击而来的船只不断朝他们射击，子弹甚至打穿了铁板和一公分厚的水密门（符合水密要求的门，船体破裂时可抵挡船体的浸水），船员们纷纷逃到船体中间的洗澡间里。

2018年12月18日凌晨的海上追击，在FLYING号船体上留下密集弹孔

由于双方航速相差不大，这场追击和枪击持续了3个多小时。后来，对方发射了火炮。隔了大半年，三管轮符伟刚仍心有余悸，“像炮仗一样。一下打到船上，感觉整个船都震动起来了，许多人吓蒙了。”
2019年2月，李以印等人失联了。赵梅很担心，但毫无办法。直到“老鬼”（轮机长蔡拥军）第一个给家人发信息，其他船员家属才陆续知道，他们被送进了马国的监狱。
“那时候，我就一夜一夜地这样坐着，睡不着觉。”赵梅说。
李以印和赵梅，是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大女儿出生后，李以印四处打工。2017年，他从杭州一家食品厂辞职，回到临沂。彼时，二女儿刚刚出生。
为了养家，李以印决定当海员。他为此交了1万多块学费，在威海一家学校学了三个月，考取了海员证。2018年过完年，经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与FLYING号签了上船协议。
船员的合同期一般是8±2，即6个月或10个月。也就是说，17名船员应该在2018年年底或2019年上半年就下船回家。
但2019年3月，马国那边传来消息，15名船员以“非法入境罪”，被集体判刑5年。
一去不回的印度洋之旅
关于那趟印度洋之旅更多的细节随后逐渐被披露出来：2018年10月26日，FLYING号在马达加斯加附近海域抛锚。船长于某财称，在此等待航次指令、货物信息、代理信息。
此后，FLYING号遇到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11月初，一艘马国执法船靠近巡查，船东代表胡某运下令逃离。接着，船员们在印度洋上漂了半个月，逐渐远离马达加斯加。但11月底的一天，一架灰绿色小军机低空驶来，围绕FLYING号盘旋、拍照。
船员们开始质疑航次目的和手续合法性，但杨某丰在电话里多次以“马国很腐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理由解释。此时，船上的淡水和燃油逐渐耗尽。12月15日，杨建丰指示“返航回国”，大家欢呼雀跃，开往新加坡方向。但16日晚，船长又接到返回马国的指令，再次掉头。
船上产生了分歧。大部分船员意识到危险，集体反对掉头。申文波有着10年航运经验，对航运业的“套路”比较熟悉，他质问，“我们到底来这边是来做什么？到底来装什么货？”在船长无法“出示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等书面材料，以证明航次的合法”的情况下，申文波带领大家签了一份辞职报告。杨某丰通过电话批准了这个报告，但下令继续前往马国。
随后便发生了12月18日凌晨的海上追击和“枪炮战”，FLYING号在重炮攻击下投降。
15名身穿迷彩服的人上船后，称，“我们不是海盗，我们是马达加斯加海军。”最终，FLYING号17名船员被俘虏，带至马国图阿马西纳港（Toamasina）。

Toamasina监狱白天放风场景，近处铁板为厕所门。2019年船员在“电话室”门口用小米手机所拍

起先，除了受伤的胡某运和刘某忠被送上岸医治外，其他15名船员一直待在港口的船上。2019年2月6日，15名船员被集体送进了监狱。受审时，他们得知，胡某运和刘某忠已经在在律师的操作下办了保外就医，前往第三国治疗，趁机逃回了中国。
船员们认为，正是这一系列操作激怒了马国警方，才导致他们突然入狱。
2019年3月27日，15名船员接受当地庭审，一审判决以“无害通过”（Le passage de non inoffensif），即非法入境罪，被判刑5年，罚款5250万马国法郎（约人民币1.67万），并没收船舶及货物。同年10月13日，该案二审维持原判，并且对胡、刘二人追加了“国际通缉令”。
失效的营救
赵梅对航海没有想象力。丈夫一开始总说“船坏了”，她相信了，还问丈夫，“你们还回得来回不来？”李以印信誓旦旦，“回得来。有大使馆，怕啥？”得知船员们出事，家属们一起去福州寻找船东杨某丰、巫某青夫妇。
一开始，后者对他们承诺，“不惜倾家荡产”，会全力营救。但在提供了几个月食品补贴后，杨某丰夫妇渐渐失去联系。杨建丰自称，他曾尝试通过支付“赎金”救出船员们，但2019年7月“谈判失败”，此后再无进展。甚至前后两次罪名的3次庭审，他也没有支付一分钱的律师费。蔡拥军透露，“按马国的标准，律师费大概1000到1500元人民币就足够了。”
符伟兵是所有家属中，营救家人最卖力的人之一。
2018年出事时，他的哥哥三管轮符伟刚已经干了7年海员。符伟刚深知海洋的凶险——2013年，他的大学同学在印度洋遭遇气旋，货轮沉没，17名船员在救生筏上漂流24小时获救。他一度打算转行，但父亲去世多年，他得养家。2014年母亲生病后，符伟刚再度出海挣钱。
登上FLYING号前，他已经在老家陕西宝鸡市买了房，付了首付。2018年7月，老家银行贷款下来需要面签，符伟刚请假回家两天后，旋即返回船上。此后，他再没能回来。
直到今天，符伟兵都以FLYING号因“疫情滞留”“拉不上货”等为由，瞒着母亲。除此之外，他每月还要还自己的哥哥的两份房贷。由于符伟兵一直对母亲保密，村里开始有传言，说符伟刚“贩毒被抓了”。符伟兵有女朋友，但他暂时不打算结婚，“如果我结婚，我妈肯定会想，这么大的事我哥都不回来，就很容易起疑。”
他到镇上的武装部、司法所等部门求助，想要救出哥哥。基层部门很热情，答应帮他上报材料。但除了事发之初，陕西省外事办打过一次“你哥哥在非洲被抓进监狱”的通知外，三年来，县里、市里、省里，从未有过回应。
2019年一审判决一个月后，符伟兵和水手长孟范义的儿子孟朝生作为家属代表，飞往马达加斯加探监。“那个监狱的条件，就像中国的垃圾场。”符伟兵记得，见面那一刻，包括4名孟加拉船员和2名缅甸船员在内的所有船员都哭了。
2019年12月，本刊独家报道这批船员的遭遇后，中国驻马使馆曾主动联系记者，称马国当地法院的判决涉及三项罪名：非法入境，拒绝服从，开船逃逸。
大使馆一名领事说，使馆在实施领事保护的时候，必须遵循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准则，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中国驻外使馆是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驻在国是没有行政和司法权力的。我们没有行政和司法能力，也不可以替当事人提起诉讼，不可以调查海外犯罪和案件。我们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敦促马方公正、公平、妥善地审判案件。”该领事还表示，使馆方面经常跟船东杨建丰联系，督促他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尽早妥善地解决问题。

一位家属向有关部门询问判决书事宜，表示受到“不公正审判”“无证据定罪”

由于大使馆在马国没有行政权和执法权，家属们一度想在国内起诉船东杨某丰及其背后的贸易公司。但国内的律师说，这必须获得船员们亲笔的授权书——但在上次探监中，马国监狱警员以“看不懂”为由，拒绝家属携带授权文书进入。
2022年3月，本刊记者通过微信、电话、短信多次联系杨某丰，均无回应。“这个案件比较复杂，又涉外，所以当时我们汇集了信访、海事、外事等多个部门，按照信访程序已经给予了他们回复。”某海事局的一位主任表示，他并不知道最近船员被加刑20年的情况，无法回应，也没有权力对杨某丰采取措施。
家属们最后的希望落在了ITF（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上。
FLYING号15名船员入狱事件，从2019年起就引起了ITF的关注。
多位船员提到，ITF附属的海员工会委托马国分会的一名女性会员，每个月都从首都赶到图阿马西纳监狱探望船员，提供一些生活费，带去米面油盐等生活物资，还帮他们支付了律师费。此次新罪名宣判后，也是ITF拨款，为他们请律师上诉。几个月前，ITF还委托香港分会，向每位船员家属支付了1000元英镑（合人民币8285元）慰问救助金。
近日，本刊记者向ITF香港办事处工作人员Frank求证。Frank透露，ITF伦敦总部的确委托马国分会的一位女士帮助船员，“该女士是当地教会的人士，关爱海员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她曾致电ITF要求资金的支持。一旦评估通过，ITF会给其资助。”
有船员称，ITF提供了2.5万美元给这位女士，作为向马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斡旋的费用。另有说法，此经费为4万美元。但至今，该女士的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其间还向每家家属索要了5400元人民币的资金。Frank进一步透露，“ITF曾委托当地海员工会向马达加斯加总统递交特赦求情信，并聘用律师出面处理此事”，但至今仍无下文。
非洲监狱里的“花式骗局”
距离中国8000多公里的马国，船员们也在努力寻找着自救的办法。
午后的马国，气温往往能达到30摄氏度。图阿马西纳的监狱里，蔡拥军吃完饭，和狱友打了一会儿扑克牌，就去教堂里坐着，看当地的电视节目——电视里讲的那些话他听不懂，权当打发时间。马国人信仰耶稣，有时，牧师会在院子里为犯人祈祷。
所有船员中，蔡拥军的职业资历最老。他生于1967年，江苏南通市如东县人，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毕业，26岁开始航海。他也是所有船员中家境最好的——两个女儿均有自己的事业。这意味着，15名船员中，蔡拥军“花钱赎身”的希望也最大。
3年多来，在图阿马西纳的监狱里，船员们见识了许许多多“花钱出狱”的事——一个团伙绑架了一位部长的儿子，主犯后来被转移到首都，交钱后获释，从犯在几个月前的开庭中交了钱，也回家了。一男三女杀了一名法国人，把尸体埋了，服刑2年后，也交了几千万阿里亚里（约人民币1万元）回家了。
“在马国，所有的事情，最后都是一个‘钱’字。”符伟刚总结。
2021年夏天，蔡拥军在监狱里刷手机新闻，看到一个叫朱某某的人，是江苏南通驻马达加斯加商会会长。蔡拥军心里一动，“我们南通还有商会在马达加斯加”，再一了解，此人在疫情期间还为马国捐赠了不少物资、医疗物资，声誉很好。他让家人继续帮忙打听，表妹夫给到消息，说自己一个生意上的伙伴在马国，“一打听，正好是这个商会的副会长，叫李某。还跟我是一个县城的，两家距离只有十五六公里。”
表妹夫随后帮忙联系上了朱某某、李某。李某表示，“我们有这个能力把他弄出来”，他很快通过监狱外送饭的人和蔡拥军取得了电话联系。
通电话时，朱某某、李某在一起，二人承诺，“没事，这个事情我们有能力办”。
随后几天，朱某某、李某说是去各部门打听办事需要的金额。李某劝蔡拥军，“你放心好了，不会待多长时间的。我先帮你保释出狱也行，不要在监狱里。”后来一名朱某某派来的律师到狱中会见时告诉蔡拥军，说谈判没成功。又过了一段时间，李某打电话说，价钱打听到了，大概要马达加斯加阿里亚里约8164万（折合13万人民币）。蔡拥军一口答应，“行。13万就13万。只要是真的，15万都行，多一两万也无所谓。”此前，他遇到许多找上门来，声称能办理出狱的骗子。
李某再次承诺，会提前给蔡拥军办好海员证、护照、旅行签证，出狱后先在图阿马西纳待两三天，然后接他去首都塔那那利佛，有航班后就可以回国。一个多月后，李某再次打来电话，说朱某某去谈判，律师办了手续，马上就能保释出狱。果然，第二天晚上，监狱通知蔡拥军出狱。律师在监狱外等待，把他带到一家宾馆。朱某某打电话来，让蔡拥军先洗个澡，吃点晚饭，有事明天再谈。接着，李某又打电话过来，称“你这次出狱的费用总共是25万人民币”。

蔡拥军与朱某某、李某约定的25万解救协议。马达加斯加文
蔡拥军吃了一惊，“等于翻了一倍。”
李某解释，这件事情很难办，没有25万实在弄不下来。蔡拥军心下一横，认了。他提出分两次付钱——先付10万，拿到机票登机前再付15万。李某答应了。三天后，蔡拥军让女儿支付了10万，收款账号是个第三方，据称是个在国内亲属的银行卡。
蔡拥军在监狱外租了间房子，一边等着朱某某、李某办理护照，一边等待航班。
但几天后，朱某某、李某就催缴剩下的钱。蔡拥军提出，让家人把钱打到表妹夫那里，“你们十几年的朋友，我登机以后让我表妹夫把钱转给你，行不行？”李某拒绝，并放出狠话，“少了一分钱，我再把你送回监狱。”
接下来的扯皮中，朱某某坚持，必须立刻付清。蔡拥军被迫签了一份协议，“7天之内付清后面的一半钱。”
蔡拥军提供给本刊记者的这份“协议”，为马达加斯加语。谷歌翻译内容为：“荣誉证书。我，蔡拥军，真正同意Maitre（法语，总管） ALIARIVELO拥有250000元人民币（155000000 Ar）一亿五千万阿里亚里；我很荣幸能在马达加斯加准备我的档案。我同意在签署本函后两（2）天内支付这笔款项。今天，2020年10月6日在Toamasina举行。律师。付款人。”
蔡拥军说，这是他唯一一次与朱某某见面。但一直没见到与表妹夫相交十多年的李某。就在这份协议签署的当天下午2点，由于新的指控到来，他再次被带回监狱。
紧接着，就是2021年11月“走私红木”罪的审判，船员们集体获刑20年。
就这样，蔡拥军花费10万元人民币，得到的只是42天的“保释度假”。
申文波无法确定当初朱某某、李某是否的确诈骗了蔡拥军。“人家作为一个富商，也不差这10万块钱，也许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这10万元钱人家已经花掉了。”但申文波也觉得奇怪，如果朱某某真的能办事，“为什么只帮他（蔡拥军）一个人，而不来找所有中国船员谈呢？既然已经插手了，你给个价格，让我们拿得起，我们也不会差你的钱。要是拿不起，是另一回事。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过。”
据申文波透露，蔡拥军的女儿的确颇有财力，而蔡拥军在监狱内外也常常高调宣扬，这话甚至传到了马国法院的一些官员耳朵里，“马国人满眼全是钱，他们一听你们中国船员这么有钱，那还不想尽办法敲诈你？”
有船员对蔡拥军的高调行事颇有非议，在他们看来，这不仅导致他自己被各方势力盯上，还把大家获救的整体价码抬高了。今年，有几个“能量人士”开价几亿马达加斯加阿里亚里（约人民币80万至120万），承诺“二审先减刑到三五年，然后再花钱，就可以回家”。同时，开价的人往往拒绝单个解救，而要求15个船员“整体办”。
ITF（国际运输工人联盟）伦敦总部也曾向马国政府提交求情信，请求特赦15名船员，至今无果。ITF相关负责人曾告诉船员，不支持通过非正规方式解决案件。困在监狱里的船员们逐渐分成两派——出身农村，家境贫寒，拿不起钱的船员，希望依靠ITF拨款，或企业商会慈善出资，解决此事。另一部分船员则对合法渠道越来越失望，尤其此次获刑20年后，ITF分会成员忙碌4个月仍无进展，越来越多的船员倾向于自己凑钱，“找一个稳妥的人和安全的付款方式，解决这件事情。”
问题是，即便有可信的渠道走“野路子”，他们拿不出来钱，也就无法谈判，“像我这种农村家庭，要拿钱，就得家里人到处借钱，或者我弟弟去银行贷款，等我回去了赚钱再还。”申文波透露，许多船员家里一贫如洗，孟加拉、缅甸的6名船员更穷，“有的人能出100万，但有的船员一分钱拿不出，也不行。”
他们被卡在了这里，“谁也走不了，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
回不去的家
船员们眼看着希望一点点耗尽。
56岁的陈旭东从去年12月开始尿血，后被医院诊断为肾结石，治愈后又复发，每次都感到“小腹疼痛”。申文波则遗憾自己正值壮年，是最能挣钱的年纪，可现在被困在牢里，两个儿子和60多岁的双亲只能靠妻子微薄的工资养活。


大副申文波的大儿子常因想念爸爸而哭。妻子说，”时间太久了，可能在他的小小的年龄里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吧“
监狱里卫生状况奇差，犯人们普遍患有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而即便得了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也难以被隔离。2019年7月，监狱里一名地头蛇因偷吸大麻被发现，纠集100多人与警方对峙，还引发了监狱暴乱。船员们每人花了300元人民币，才被分到4个较宽的囚室里。
钱是家里给“打过来的”。船员们家境不同，贫富也有差距。少数富裕者，家人动辄打款2000元；多数贫穷者，家人每月只能给500元。因此，大家平时各自做饭。刚刚过去的虎年春节，一些船员买了牛肉、鸡肉，给自己过了个好年。
二水手耿键属于较贫穷的那类， 他每次打电话给父亲耿永海，说的都是“打钱”。
耿永海是辽宁抚顺一家钢铁厂矿企业退休职工，当年带头执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他今年75岁，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更麻烦的是70岁的老伴——耿键的母亲有一身病，“都接近尿毒症了。”耿永海说，老伴每个月都去住院打针，花完几千块押金再回来。
2019年，耿永海出了一次车祸。一辆重型半挂车拐弯时，把骑自行车的他挂倒，拖行20多米，脑袋、右胳膊严重受伤，缝了几十针，胸部6根骨头骨折。最后，耿永海被评为10级伤残。
万幸的是，这次事故没有导致残疾，他还能继续照顾老伴，也还能给儿子打钱，“还好我这命大。我要交代（死）了，我儿子就完了”。他的另一重担心是，儿子再不回来，儿媳妇可能会闹离婚。“我估计够呛。”耿永海说，儿媳妇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很久没上门，“不接触了”。
电话那头，耿键总说自己没事，叮嘱父母保重好身体。
“20年！别说20年了，就是5年、3年，你还能见到你妈吗？你说俺能活到95岁吗？20年后回来，咱俩都没了，家都没了，你回来找谁去啊？”耿永海说着就哭了。
“生活很苦。有什么办法？犟着（山东话，死撑着）。”李以印深陷囹圄后，妻子赵梅独自赡养公公婆婆，照顾小女儿，还要给大女儿交学费。
做海员的，通常都有个习惯，自己在海上漂，工资卡留在妻子手中，每个月的收入由妻子保管。李以印才当海员，月薪只有5000元。三年多来，那张银行卡里再无进账。每个月，赵梅还要给丈夫打饭钱，“每次打电话，他说‘没钱了’，我就给他转五六百。”
为了养家，2019年，赵梅进了一家大型宰鸡厂工作。工厂一天要宰9万只鸡，而她需要在流水线上处理鸡大腿，涮好、入盘，送进冷冻室。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加上双手长期泡在冰凉的水里，时间一久，赵梅也累出一身病。父亲逼她辞了这份月薪五六千的工作。
现在，赵梅在一家家用塑料管工厂上班，车间里一天到晚都是刺耳的机械磨具噪音，工资只有三千多。“我爸在一家有污染的塑料厂上班，他有时也给孩子交学费。他要不帮着我，我没法养活孩子。”
小女儿4岁了。李以印离家时，她才7个月。严格意义上说，她还没有见过爸爸。但她知道爸爸。有时候，表姐到家里做客，说起“我爸爸给我买了什么什么”，小女儿会很要强地说，“我爸爸出国挣钱去了。”
每次打视频电话，李以印总是对两个女儿说，“好好学习，在学校听话”。
一开始，小女儿会说，“爸爸快回家。”但时间长了，她似乎也没什么感觉了，经常不接电话。“她本来就对爸爸没什么印象。一次又一次，她就失望了，觉得爸爸怎么还不来？”
有时，赵梅拿照片来看。小女儿认得出是爸爸，但她不说话。
“她就那样笑一下。”赵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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