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97-2000年瓜埠高中的几个片断

panjinyou

瓜埠高中

我时常想起我的高中，当时叫六合县瓜埠高级中学，在六合县的南部瓜埠集镇上、瓜埠山下。瓜埠山很有名气，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说：“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佛貍祠就在瓜埠山上，据说现在还有遗址，不过我从来就没有爬到山上去。金庸在《鹿鼎记》中也曾提到过瓜埠山，好像是茅十八带韦小宝进京那个情节。
瓜埠山很有名，瓜埠镇更有名。据说当地民风彪悍，我在接到瓜埠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开始，我妈我爸我舅就开始给我描绘瓜埠镇人民的强悍之处，临了总少不得说一句：别人打架的时候你站远一点，更不要和别人打架。这让我的高中生活是从戒备开始的。其实现在想想，无非是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浮躁和过分逐利引发的强大的自我保护意识在作祟，并不能够用群体现象当标签，其实那时候哪里不是一样呢。至于再后来，做了瓜埠人的女婿，就纯粹是天意了。

其实我对瓜埠高中没有什么好感。作为一所被县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市重点，我现在充分理解当时校领导出成绩的迫切心情，也支持他们搞封闭式管理，但是穿过时间的长河再去审视当时的教育，我觉得他们是用好心办了错事，把路子走偏了。

当时六合县的高中教育形态是这样的——六合一中作为县中一家独大，但优势并不明显；程桥高中和瓜埠高中势均力敌，互有胜负；横梁高中、马集高中、二中、四中为生存而努力。

瓜埠高中真正的颓势是从1998年开始的，据说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理科实验班考得一塌糊涂，这似乎也成了一个魔咒，1999年和2000年，虽然校领导对理科实验班倾注了更多的心血，比如为了减少普通班的干扰，从教学楼搬到实验楼单独上课，比如开始有意识地放弃一部分冲本无望的学生，比如忽略了学生身心的变化和情绪的波动。这也造成了高考成绩一年比一年差，几近崩溃。而此时一中和程桥趁机甩开差距，瓜埠高中开始没落。

我不知道当时理科重点班的教学常态是什么样的，但是秋萍一直在那，她的感受不会错。作为一所乡镇高中，忽略学生的德育而对于学业成绩的片面追求造成了最终的一场空。

从一入学，学校就开始排名，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被分进高一（3）班的时候，就听到同学们私下议论，谁谁谁差一分就能上一中，谁谁谁高出录取分数线多少多少，而老师们显然也是在放大或纵容这种现象，课上课下、学业生活都对几位尖子生照顾有加，他们也有自己的圈子，很少和我们这样的中等生玩耍交流。每次月考成绩公布，老师评讲时，也会着重表扬取得高分的同学（当然，总是那么几位）和批评低分者（当然，也总是那么几位）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在别的学校里有没有，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即便过了多年，我再去回忆那种同窗的感觉，也没有太多挂念，甚至已经忘记了不少同学的名字。我总是感觉他们在一开始，就主动或被动地和我们隔绝开了。或许我们都知道，到了高二，我们会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去理科班，另外的人去文科班，我们只是在人生中偶遇，一起在同一间教室学习8个月而已。

到了暑期的时候，按照惯例要搞军训。这也没什么，就是热点苦点罢了。但是其中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对这所学校更加灰心。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训练完，学校老师突然出现了。宣布在前一天晚上，某宿舍某同学的钱不见了，现在要查一查昨天晚上哪些同学去过他的宿舍，并让去过的人站成一队。

我很坦然，因为我觉得没有去过，但是突然我想到，在洗碗的时候去过他宿舍倒过水，并马上站到了那一队去。因为站晚了，所以显得很突兀。

这时，一位姓李的老师走过来，指着我说：你过来。我非常紧张。

他坐在宿舍的床铺上和我说：如果你现在拿出来，我们就不报警。我说：我没有拿。他说：你考虑清楚了，如果最后查出来是你偷的，怎么办？我说：任学校处置。

他看了我一会，就让我回去了。他的眼神我至今都记得。

后来据说同学的钱没有丢，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回去看管子。在从县城到瓜埠镇的小巴车上，姓李的老师看到了我，但是我不想和他说任何话， 便装作没看到他。他在车上向我看了很多次，我感觉到了他说话的欲望，索性靠在窗户上装作睡觉。

看完管子回家后，表妹告诉我该老师经常在班上说起我学语文的事情，并帮助我总结了我的学习方法且提炼了一些金句。鬼知道我当时说没说过，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没有一点点兴奋。或许我在心里并没有把他当成老师。

到了高二，理科班分成了重点和普通，文科只有2个班，平行。文科1、2班在教学楼的东面，中间隔着理科普通3、4班，最西面是重点照顾的理科重点5班。自此，我和以前的高一同学交流更少了，见面点头微笑而已。我们似乎都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不一样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将进入本科，而我们依据瓜埠高中的传统，将只有几位幸运儿才能够拿到一个一般本科的入场券。不管怎样，我们终究会天各一方且老死不相往来。

我在文科（2）班，说实话，我们班当时确实有几位家境不错的同学，也有几位不那么爱学习的同学，但是在一个乡镇，他们又能不善良到哪里去呢？一切的出格无非就是刷存在感或表达一下对学校管理措施的不满而已。可是学校却常常给他们各种处分。这些处分在现在看来，有的非常无稽和没有必要。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学生不断犯错，并不敢改正错误获得成长的地方，青春期的学生本来就好动好面子，这些处分的到来，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我不知道当时的校领导是怎么想的，是赶紧压住了事，还是出于一种杀鸡儆猴的心态，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们并不懂什么叫教育，或者说他们的管理水平层次还不高。

当然，这对于我这样山村出身家里不宽裕又胆小的孩子来说，是很有震慑作用的。我心惊胆战地学习和生活，遇到搞不懂的问题也不知道应该问谁，所以上课越来越听不懂，成绩也起伏得很厉害。周围能玩得来的，也多是我这样的同学，我们都很迷茫，沉默地在自生自灭。
最要命的是，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位政治老师，他的管理方法很简单，就是发展间谍，让同学们互相告状。他常常花费很长的时间，在早自习晚自习时，把一个个同学拉到楼道或教室外谈话。谈话内容只有两个方面，1.好好努力，你是有希望的；2.最近你发现班上哪个人做了什么事？

我非常认同他的责任心，我也很赞赏他能够花费大量时间与学生交流的行为，但我对他谈话内容却很反感。我站在他面前，低着头的时候就常常想：你他妈从哪里看出来老子有希望了，我们能不能说点别的！

当时班级里有8位同学在处对象，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到了高二，互有好感非常正常，从年龄来说，也不该说是“早恋”吧，但是他一直在强力批评和不遗余力地镇压。他的责任心很强，但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同学们最后连对他表面的尊重都没有了，而此时学校应该是开始放弃我们了。无论是师资还是管理，只能够用混乱来形容。

会考过后，有几位同学就退学了，我们进入了高三。因为我们班在高二时的表现很不好，长期在学校评分表上雄踞末流，所以学校就派了上官寿银老师（管子）来当班主任，我至今感谢学校的这个决定。客观地说，如果高三不是管子当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我极有可能是当个木匠或瓦匠，常年在外打工，随着工程队四处辗转谋生，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多赚点钱，培养孩子，让他（她）的人生和我不一样。

但是当了不到一个月班主任，管子就向学校提出了辞职，表示这样的班、这样的学生没法带。学校不允，他就开始不上课、不进班。
我当时和几个班委到管子家去请他不要放弃我们，纠缠再三，管子勉强同意再带一个月试试。

后来的校运动会改变了他的看法，虽然我们班的纪律居于末流，但我们在运动会上的凝聚力和向上精神感动了他，虽然是一群在外人看起来的“乌合之众”，但我们获得了很好的成绩，也让所有人稍微改变了看法。新的看法大概就是——这班人挺团结的，而且四肢发达，不能惹。但是管子却屡次在班会课上表示，你们还有救。

以后他就用他独特的精神疗法给我们上课了。但是他的行为并不能给其他任课老师启发，他们的行为在今天的我看来，是非常不负责任和不科学的。

当时学校里新聘来一位数学老师，据说是吉林来的，口音很重。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一位新老师直接就带毕业班的课，这是锻炼他还是拿我们开玩笑。

同时这位老师的教法也有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基础薄弱的文科班学生来说，最好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夯实基础、适当提升，提升不了就老老实实抓基础。令我们费解的是，他总是喜欢用整节课整节课的时候，为我们分析试卷上分值最高的大题，效果当然鸡同鸭讲，能听懂的寥寥，大部分时间大部分同学在看武侠小说和传纸条打闹。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学校的领导从来没有到我们班来听过课。虽然大家有怨言，但是想到除了他，还有谁愿意带我们班数学呢，对于现实的满足和对于未来的犹豫使我们失去反驳的念头，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毕业后的某一年春节期间，理科重点班的部分学生在我家附近的风景区聚会，正好秋萍在家，他们就约了她去。我下午去接她。遇上了当时她的班主任，该班主任当着我的面说：徐秋萍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回来路上，秋萍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当时该班主任能够对她有所关心和对学业成绩看得不那么重，她也不至于最后考得那么差。

其实所有的学生都是期望得到老师关注的，其实老师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性格养成的影响真的是巨大的。而很多的老师却以为这是一句空话。

毕业之后，除了管子，我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任何一位老师。虽然很多次从学校门口路过，但我始终没有进去过。听说它被撤并了，听说它变成了社会实践基地，但是我总觉得它只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所在，与其那样存在，不如早点消亡。

当然也不是没有愉快的时光。高三一开始，学校就开始拼命为评上市重点而强化训练，不仅在广播操的整齐度上，还在校园的改造上。学校第一次在食堂里装上了餐桌餐椅，这让我们再也不用蹲在地上吃饭了。同时为了规范办学行为，学校开始心惊胆战地开始实行一周双休。
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常常在周末留校，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和几个同学四处游玩，四处混吃混喝。有时候在同学家留宿，大家一起聊天到凌晨。所以以后不管是媒体上怎么渲染高三的黑暗，我也没有丝毫的感同身受。在我的印象里，高三是休闲的、是有人想管但没人敢管的、是这个高中惟一让我觉得教育本应该如此的。

虽然后来验收组一走，学校就开始加班加点地补（无非就是天天做题、周周考试），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学校对我们的放弃。
可是几个月后的高考，我们班考得很好，该上本科的都上了本科，一开始没看好的，也上了本科。

这就是我对于1997-2000年之间瓜埠高中的几个片断。管子曾经说过，如果有更好的平台，我们的发展会不一样。我很相信他说的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或许这都是命。